1980年11月16日清晨，法国哲学家路易·阿尔都塞穿着睡衣跑出位于巴黎高师的公寓，奔向医务室，猛烈敲打艾蒂安大夫的房门。他嘴里一直喊着：“我勒死了埃莱娜！”医生一开始不相信，在确认了埃莱娜死亡后，他离开了一会儿。医生带着一些人回来后，给阿尔都塞注射了一针。阿尔都塞随后被收治于圣安妮医院接受精神检查。
蓦然间，我穿着睡衣站在我的床前。……在我面前：埃莱娜仰面躺着，她也穿着睡衣。她的骨盆抵着床沿，双腿随意地垂向地毯。我紧挨她跪着，俯向她的身体，正在给她按摩脖子。我经常会默默地给她推拿，按摩脖颈、后背和腰……不过这一次，我按摩的是她脖子的正面。……埃莱娜的脸一动不动，神色安详，睁开的双眼凝视着天花板。我蓦然间受到惊吓：她的双眼没完没了地凝视着，尤其是有一小截舌尖停留在牙齿和嘴唇之间，显得异常而又平静。
由于精神错乱和梦幻谵妄，阿尔都塞无法在公开审理中出庭。预审法官也未能从他的嘴里问出信息。
1981年2月，法院裁定阿尔都塞杀害埃莱娜时处于无法为行为负责的精神状态，因此依据1938年版刑事诉讼法典中的第六十四条，将不予以起诉。精神鉴定称“嫌疑人在实施行为时处于精神错乱状态，这不是刑事犯罪……这桩凶杀为徒手扼死，无其他暴力，嫌疑人患有忧郁型抑郁，当时处于医源性幻觉发作中”。
这一结果引起舆论哗然，有许多人希望阿尔都塞能被绳之以法，其中包括Minute报的记者DominiqueJamet和司法部长Alain Peyrefitte。
在“逃脱法律制裁”之外，阿尔都塞失去了人身权利，巴黎警方向他发出限制令，教育局强制他从巴黎师大退休，巴黎师大要求他的亲属和朋友清出他的公寓。
1981年6月，他被转院至苏瓦西活水精神病院。
1984年，在对自己过往岁月的审视中，他开始了梦的研究，他拥有的书籍包括弗洛伊德的《精神分析的技艺》和《梦的解析》。
1985年3月14日，阿尔都塞在《世界报》上读到一篇短评，在论及一位日本人杀害年轻荷兰女子食肉之事时，短评作者说：“我们一旦在媒体中见到某个显赫的名字卷进了一场大有看头的诉讼，阿尔都塞啦，奥尔良的蒂博啦，就会借机大做文章。至于受害者呢？三言两语就打发了。名人嘛，竟是罪犯……”
1985年3月19日的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写道，如果他不就这件事做出解释，他是不可能“在公共舞台上重新露面的……需要自传之类的东西来解释这场悲剧，以及警察局、司法部门和医院的‘处理’”。
1985年，在动笔写自传《来日方长》之前，他重读了自己梦的记录。他把自己最惊人的记录给了他的精神分析师迪亚特金一份。
大概是白天过得太舒坦了，一到夜里，我的无意识就肆虐起来：好多的噩梦……
《无尽的焦虑之梦：梦的记录（1941—1967）
附〈一桩两人共谋的凶杀案〉（1985）》
[法]路易·阿尔都塞 著
[法]奥利维耶·科尔佩 [法]扬·穆利耶·布唐 编
曹天羽 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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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这些于“埃莱娜的卧室”发现的私密手稿中，发现了“先兆性”的梦，日期为1964年8月10日和11日。
1990年10月22日，阿尔都塞去世。次日，他的朋友纳瓦罗发表了8月10日那个梦的记录。
1992年，自传《来日方长》出版，稿件上有一个划掉的副标题：一个杀人凶手的生平。
2015年，阿尔都塞1941—1967年梦的记录《无尽的焦虑之梦》（附《一桩两人共谋的凶杀案》）出版。
1964年8月10日梦记录
我该杀了我的妹妹，或者说，她该死，这是我不可回避的义务、我的任务，几乎是出于良心去执行的任务，而且要在某一天或某一刻之前完成。她是同意我杀了她的：像是我们的悲哀在献祭中共融了。我赠妹妹以死亡，这样我就能与她共融，我要杀了她，为了救赎她，所以我怀着最大的善意进入了她的喉咙（就像在医治病重的人）（我曾在被俘期间看护过这样一个可怜人，我就看着他这么死去）。赠予死亡，就像送一个礼物，是在减轻他人的痛苦，而不追求自己的快乐或益处：杀死她，我就与她和解了……在情感上和解了，被宽恕了，被更好地接纳了，而她同意了，她说好，因为她也是这么希望的，她就向我索求，她知道必须让我来帮她……
1964年8月11日梦记录
第二个梦。梦到一个男人杀死了他的妻子。这个男人是我的朋友（布尔迪厄？），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控诉他。最后他出庭了，他有许多的重要理由可以减轻罪责，我们对他的有罪预判是不成立的。让我回想起一次糟糕的记忆：也是急着给人定罪。
一桩两人共谋的凶杀案——假托主治医生之名写下的笔记
……我认为在凶杀案发生的那幕中，H扮演了一个主动（尽管看上去她是被动的）且模棱两可的角色：就好像性诱惑的场景。在那一夜，或者更晚的时候，她应该是主动的，甚至是挑唆性的。这桩凶杀案是两个人一起犯下的：它由两人共同完成，就好像在性交中一样。这是两个人的疯狂。什么是疯狂？疯狂=激情，强烈的激情。你眼中的现实不再是它本来的样子，而是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你想看到的样子。疯狂是激情的爆发（我们的疯狂不是精神病，因为疯狂是被完全注入现实的强烈的激情，而精神病则彻底是现实之外的东西）。 举例:恐惧症的疯狂。一个女人看见墙上有只蜘蛛。如果她恐慌了，那就意味着她把自己的激情投射到了蜘蛛身上，扭曲了她对蜘蛛的感知。正好，神经官能症里就有疯狂。疯狂来自主体对妄想的失控（当然主体对此不自知），这样他就把蜘蛛看成或者说想象成了非常危险的东西，因此他害怕、惊恐。最早的关于疯狂的概念混淆了痴呆和疯狂。疯狂最初的定义即一个人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能力。今天我们认为疯狂对于人类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，否则一切都不会是现在的模样，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和味道，因为那些都是我们投射在外物上的，成了外物的一部分。疯狂是正常的机制的爆发。迪亚特金说人如果不能拥有（日常的和正常的）疯狂，他就会陷入抑郁。如果我不能通过将自己的疯狂（激情）投射到我的妻子（一个普通女人）身上，把她变成一个美丽的、理想的、诱人的女王，那么我的婚姻生活就会一团糟。但如果激情突破了限度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，这时身体的感知能力将会突然被剧烈地影响。正常的状态是我没有投射就没有感知，也就是说，某种程度上我只能感知到我愿意去接纳的东西。如果我的感知机制被严重地扰乱了，我就会给我的感知对象投射一些全新的属性，而这将严重地扭曲我对外部现实的认知。 举例，我一个人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睡觉，晚上我听到了木制楼梯的爆裂声。十个人里有九个人会把自己的妄想投射到对木头爆裂声的感知中去，觉得有个人正在走上楼梯。感知就这样被投射到外物上的焦虑的情感渗透了。在正常的状态下，这种投射将会使我们的感知更丰富、更有意思。至于疯狂和精神病，格林说疯狂是爱神，精神病是死神。还有别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加入了投射中：人的反应，或者说在场的人的反应。在场者的反应也根据主体对其的投射而做出。在场者的反应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和作用，因为这个人被突出了。妄想和侵犯性的要素：所有人都有这两件东西。在两个人中间永远存在着权力的斗争。是的，H就感觉自己的一部分被剥夺了（你太有名了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去找她询问你的消息，而不是她自己的消息，但你的病况早就完全地压在了她的身上，因为她就在你身边）。你想不惜一切代价地“拯救”H，然而你越来越有名，并且你又是那么的温柔、可爱，她也就越来越难以适应在“伟人”身边的生活，你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。她产生了严重的焦虑，成了一名“可怕的女人”，一名“泼妇”，但在悲剧发生的时候，却是你（代替了她）成了一个可怕的人，杀死了她，把她变成了可怜的受害者。她是受害者，死亡修复了她的人生。她的死亡让你们之间的角色调换了。可以说，你们两人都在无意识地期望发生这种角色调换，但角色的调换是在事后产生的，因为那时事件已经发生了。你在无意识中希望她死去，这等于是在说你早就（在无意识中）预谋杀害她，这赋予了无意识的妄想一个不属于它们的角色。事后的重要性（调换角色）只能在事件发生以后谈论。第二阶段（事件）是至关重要的，只有那时调换角色的想象才成为现实，拥有了自己的形式。这是最终极的拯救，她再不必永远地做坏人了，这种做法是无私的，就让我来担负所有的骂名（比如报纸），就让她来成为那个可怜的受害者。所有的妄想都在无意识中肆虐着。我们可以凭着此种机制做一个合理的推断:当时是妄想决定了你的行为。而事件和人的行为本不该由妄想来决定。所有的分析家（报道这件事的记者，还有你身边的人，包括那些沉默的人）都得出了他们自己的事后结论。我希望以后你能讲出属于你自己的事后结论，让你自己来解释自己做的事。你的故事不应该以极度消极和暧昧的沉默告终，因为沉默不是终点。你需要以你自己的节奏讲述，让你的故事重新具备时间性。你自问，当时H和你是不是早就走上了一条死路。但死路的判断（就和所有对形势作用的判断一样）只能来自事后的反思。所有事后认为是不可能或者不可能避免的事，在H还活着、事件还没发生的时候，都没有逻辑意义上或机械意义上的必然性。我们看到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了最坏的“死路”上。但当H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认为，无论是以逻辑来说，还是以命运来说，这条死路并不存在。
参考书目：
《无尽的焦虑之梦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1年
《来日方长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3年